以自定义真实关系规律为标准建构的“有规律”的系统，越是高级复杂精确，本身已经人为造成对初始条件的变化越加敏感，而此时容错性方面的低度甚至是零容忍度，就成了系统的死穴。
例如《逻辑后缀学》上卷讨论的“峰顶理论”。
例如在制造手机及种种智能设备中必不可少的越来越精密的芯片所需要的所谓“世界上最复杂的机器”光刻机。
例如，某个行业因为某个环节被人“卡脖子”了，整个行业也就出问题了。为了不被卡脖子的行业，就不得不千方百计地企图“样样都自己做”。然而，“样样都自己做”又必然会被“互克性原理”所制约。
又例如，为了建构一个“标准模型”，从分子、原子、到基本粒子，科学家们不断地为这个模型“添砖加瓦”，最后“终于”找到了“似乎”能够令模型完备的“上帝粒子”。但可以预测：随着计算的不断深入，完备的模型又会缺少了什么。若干日子后，“上帝的上帝粒子”又会“被发现”。
其次，以自定义真实关系而主观存在的规律的理论基础，即平庸吸引子的不变性只是人为主观上的“不变”，而本质上依然是确认性质的“自定义是”判断。“自定义是”判断之下因趋向性而表现的趋向的具体分布，就不过是人为的具体分布（即所谓需要“造势”才能产生）。观察者眼中人为的“势力”，就有了“自定义是”判断价值观上的“存在意义”。赋予了存在意义的势力，是一种他适应的，“外视性”的，即被动于他者（政治理念里称为“对手”）的势力，就有了非加和性，就有了容错性，就必然因不确定属性的“杂”而会发生所谓“弱势”、“强势”甚至是“生死”的交替变化。
这种会“变化”的“势”之下的力（行为趋向）的人为分布的“势力”，与“非”判断意境里（接下来会进行讨论）真实关系中连续的、平滑的、守恒的、绵延无尽不会终止的“势力”之间，永远存在着时间差上的滞后性，不过是属于跟随在真实之后“狐假虎威”的，一定有强弱、有大小、有生死的即不可持续的，实际上“没有灵魂”的，“逆天”的“假”势力。
假势力中的“造势而为”，就不过是“胡作非为”。
例如旧约《圣经》上造势而为的巴别（变乱）塔，就是寓意西方人逆天的胡作非为——西方人，活成了他们的上帝（其实是他们自己）最讨厌的人——自诩为最具有批判性思维的西方人，真的有勇气批判他们的灵魂深处吗？
例如，美国二十年间花费了超过两万亿美元及无数生命为代价建立的，有大量现代化装备的阿富汗政府及国家安全力量，就是“经典”的人造假势力“杰作”：当美国人刚开始撤军，假势力马上现出原形，塔利班军队亦就势如破竹地席卷全国，短短三个月就夺得国家政权，赢取了战争的胜利。
例如，我们造不出“永动机”。因为我们不知道宇宙天体万物“永动”运行的能量从何而来，最终只能劳烦万能的上帝做“第一苦力”。
例如，西方以自定义真实关系规律为标准建构的“有规律”的系统，应用在社会学方面，形成的始终是反映着震荡与重复的周而复始的矛盾：西方的社会学，是以“契约精神”为其理论的核心（契约——社会学意义上的约束力：欧洲的基督教会自称为“基督的身体”，因此作为一个团体却获得了一种“虚拟”的人格。11世纪在欧洲的罗马法复兴中，“法人”概念与基督教教会这个虚拟人格相结合，作为权利与义务的契约具受体，是现代法人概念的萌芽，也就是今天“公司”这一概念的内涵所在，因此西方社会学的本质就是公司管理执行的契约之学。例如美国《宪法》开篇第一段话就是：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个目标，建此联邦”就是一个典型的商业契约，意思就是把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公司来管理。由此而产生的美国的政治制度，也就是一种典型的公司治理结构）。而契约，是规律的外延，也是后因果关系逻辑下的产物，是脱离了真实关系的，因此注定了是先天不足的、滞后的（他者）。先天不足，就需要后天永不间断的“矫正（选择）”手段及巨量资源（也就是“第三者”）的维持（参考所谓的“婚姻法”：从来不能保障婚姻的持续性）。为了为契约“背书”（矫正），种种烦琐的、事无巨细、浩如烟海的律法（具体契约之法）因此而人为产生。受这种先天不足的平庸吸引子左右的“假势力”，在一定条件下（第三者：例如高成本、充裕的物质基础）亦可以维持系统的运作，甚至可以令系统显得一时的无比强大。但当资源分配出现问题时，系统因滞后性及容错性而产生的脆弱性就很快暴露出来：“依法而行、说到做到”只是契约的表面含义，功利性的占有权才是契约背后真正的人性意图。如此的“契约”反而意味着：终有解除之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之后一系列“退群”及“封杀”行为；俄乌之争中西方撕下所谓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面具；风靡一时的美式电视剧《权力的游戏》中，在冠冕堂皇的契约精神背后无情的杀戮，皆把西方对隐藏在“契约”背后人性的“违约性”注解诠释得淋漓尽致）。
即使不考虑资源分配问题，西方的社会系统，因其根本理念上的“人是”性质（人是目的论），构成系统的理论本身也就建立在种种谬误下，也就注定了是不可持续的：
因为，尽管契约精神的内涵意味着不变性，问题是这里的“不变”属于他适应性质的不变。而当中作为西方思想理论基础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契约的具体外延，同样也含有“他适应”的性质，即同样要求外界、要求他者“变化”以适应自己“自私”的“不变”，两种他适应的“不变”之间必然相互对抗冲突（交集的内涵与外延相悖的伪概念）。
这样的吸引子同样并不“吸引”（加和性非常之弱）。因此“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俱可称为“分化性”理念（伪命题）——他适应之间对抗冲突的分化性，会进一步强化上卷所讨论的斗争分化化：新冠疫情流行期间，美国从政府到民间的应对失控表现，令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受认可的公共卫生机构之一的疾控中心，还有许多世界领先的制药公司和研究机构的美国，却在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上，成了无可争辩的“世界第一”的事实，就把分化性对斗争分化化的强化体现得淋漓尽致：民主就是人人都为自己作主（每当我在网络上看到许多人因“具有民主的意识”而大言不惭地说：人人都可以代表自己。我就笑了：我们个人“算老几”啊）。在民主理念下，面对疫情的态度就是：我说了算。意思就是人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吸引子（我只执行我自己订立的、为我自己服务的契约），而作为系统维持的最高执行者的“弱政府”，反而就不能理直气壮地拥有自己的吸引子（契约低效甚至无效）。当资源充沛时，“我说了算”都能够轻易得到满足，一旦资源分配不均或渠道受阻，问题就来了（参考新冠疫情冲击下世界各国各种系统性失衡甚至“崩溃”的现象）。由于西方式的民主理念与系统学所认为的，系统必须有吸引子的理念背道而驰，也因此笔者在本文上卷第二章第七节认为：西方式的“民主政府”是一个伪命题。再加上对“自由”理念的谬误（笔者有多篇对“自由”作大量深入分析的文章），当发现原来“我说了并不算”时，“分化性”就会开始“犯上作乱（不愿意再按剧本做戏了）”，会“各执一词”，“各自为政”，会“去中心化”，从而出现系统学理论里的“倍周期（或三周期、多周期）分岔现象”，意思是指系统达至平衡状态的数越来越多（以分形模式产生了越来越多“各自为政”的平庸吸引子），返回某一平衡状态的周期因加倍又加倍而不断延长，最终因分岔过多，不动点（初始的吸引子——也就是诗意的：初心。接下来讨论“非”判断范畴的系统时，会进一步阐述“初心”。）失去了平衡的意义，最终就造成系统的“势弱”（这种因分化而势弱的解释适用于所有生命意义的系统、人为的系统及“被观察”的系统，也即是所有“是”判断语境的“没有灵魂”的“是其所是”的自定义性质的系统——人口众多的中国如果“真的”推行“普世价值”，其周期分岔会是灾难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