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夜不闭户年代的治安事件：我在家时关于偷窃事件我知道的有，当年和我一起到香港同村兄弟，六四年中偷了大队甘蔗秧吃，被送去劳动改造三个月，可想当年对那些犯罪分子之严惩。困难时期小孩由于肚饿做了些出格之事，我村(那时叫大队)四、五个十五、六岁小学生半夜三更拿魚网到生产队鱼塘偷鱼，偷了十多廿斤每人分了几斤拿回家，其中一个是公社第二书记的儿子，书记父亲回家看见问他鱼从那是来的，儿子照实说在鱼塘偷的，书记父亲告诉儿子，你偷就偷千万别说我知道，一家人高高兴兴大食一顿，生产队隔天知道也不知是谁偷的。
那年代所有粮食都是公家的包括杂粮，记得那时生产队锄(收)红薯(番薯)，红薯回到村里就要进仓，队员们在锄(收)的过程中偷偷的生吃也是普遍现象(红薯可以生吃的)，其实在当时这种偷生吃红薯积极分子(干部)也只眼开只眼闭装看不见，没有人太计较。吃生红薯吃多了也会死人的，我祠堂的婶婶就是吃太多消化不了当晚就撑死了。大队酿米酒搞副业由于怕人偷吃，酿米酒先把米蒸成饭，过程中怕工作人员偷吃，大队想了一个办法可以阻止偷吃，不用米蒸用谷蒸这样想偷也难下肚，肚饿照吃可也，食不死人的，难吃一点罢了食饱再算。
当年还出过人命，三个农村妇女为了几斤粮食谋杀了一个女初中生事件。60年代初发生在我的老家附近的村子，当年农村小孩要是考上中学是件非常了不起之事，由于当年有中学的地方太少了，大的城镇才有中学设立，农村人考上中学要走很远路程才能到学校，大部分学生都是在校寄宿的，上完星期六最后一堂课农村学生多数都赶着回家，在家过完周末星期日就要赶回学校。
我的老家附近的村子一个女初中生，每周如常回家，由于家里到学校要经过重重山岭，每次在家吃还中午饭就必须赶着回校，同时每次都由父亲陪同走到第一座山的山顶，父亲每次都要看到女儿过了第二座山直到看不见才下山回家，这也是每个做父母对儿女的一种关心吧，看着女儿过了第二座山才放心。
这一次父亲如常在山顶一直等看女儿过对面山，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还没看见女儿上山，父亲焦急万分，过了很久看一个穿着制服的带着手枪的治保人员迎面上山而來，此治保人员每格一段日子都要到村子察看一下，这时父亲就问治保人员有没有见到一个身上带了一个书包女孩，治保人员说没有看到带书包女孩，只看到山下有三个妇女在割草。
治保人员了解情况后觉得不对勁，急忙往山下跑，走到山下看见那三个妇女围在一起，由于树多草密看不清她们在做什么，这时治保人员离她们很近，三个妇女站起來每人拿起镰刀向治保人员砍来，危急之下治保人员拨出手枪叫她们不要乱动，也有不怕死的，其中一个妇女拿着镰刀直奔过來袭击治保人员，治保人员这时对着奔來的妇女向腿开了一枪，另外两个听到枪声当即跪地求饶、为了几斤粮食三个妇人硬生生把一个女学生杀死。
一件当年大事，“樟树埔”是我的外公家乡，“樟树埔”属于淡水公社管辖，国家在淡水公社搞了一个试点国营农场叫“樟树埔”农场。樟树埔农场离我们的澳头公社不远，樟树埔现在属大亚湾管辖，国营农场是和公社农场有分别的，国营农场是每月发工资的，所以工资怎样算我也不知道(听说每次都取三至五万元)。国营农场发工资的钱是国家拨的，每个月农场“出纳”隔天都都骑“自行车”到淡水镇到“储蓄所”取钱，再拿到农场发工资。
那年代农场没有汽车，国营农场也不例外。有一次“樟树农场”出纳到淡水“储蓄所”取钱，“出纳”取出钱后顺便到“邮局”寄信，自行车就停在邮政局门口。钱袋(每次都用面粉袋装钱)放在自行车后坐，转眼工夫信寄完出来后钱袋不见了，在当年抢钱是个大事件，而且抢的工资钱。在那个人人相互监督门不闭户年代，偷条番薯都有罪，更何况“抢”了几万块钱，据说三天不到就破案，那年代你想犯罪找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