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篇·三十块
前一天我刚好回了趟家，在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照常开着雅阁去工厂。
值班室的老师傅看见我的车，把工厂大门打开。车还没进去，里面先出来了一群人。
她们明明可以走旁边的小门，却趁着大门打开，一个接一个从我车前往外走。后面还有人追出来，边跑边喊前面的人等一下。有的拎着包，有的已经换好衣服，打扮得花枝招展，看样子不是去上班，是约好了去逛街。
我坐在车里看傻了。
今天什么日子？
厂里没有放假，我也没听说有什么活动。平常这个时候，车间里的机器早就响成一片了。那几年一直赶货，工人连喘口气都难，怎么一夜之间，全都高高兴兴往外跑？
车开进去以后，我才知道，她们罢工了。
事情是叔叔弄出来的。
以前他经常拿自己设计的衣服跟我显摆。这个款卖了几千件，那个款卖了一万多件，讲起来很得意。我那时候年轻，说话也不太留余地，往往看一眼就嫌弃。他拿一万件当成绩，我请来的设计师后来一款能卖五六万件，我当然更不把他那些数字当回事。
我以为自己只是看不上衣服，没想过我看不上的，也许正是他最想让我承认的东西。
后来他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个样板，东拼一点，西改一点，自己又设计了一款套装。款式本身算不上多新，可他很认真，也很积极，逢人就说这是他设计的。
我以前定过一条规则：新样品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设计师、版师、样衣工、车间主任、车间指导、验收和厂长，都要坐在一起，把制作规格定清楚。哪里先做，哪里后做，尺寸多少，线条怎么走，什么程度才算合格，都要在投产以前谈明白。
我定这条规则，是怕一个人的判断把一批货带偏。
可那次叔叔亲自坐进了会议室。
他是老板，又是这款衣服的设计者。他说前胸口袋要车到多少针停，他说哪条线必须走成什么样，他说这里还可以严一点，那里还可以再精一点。版师点头，车间主任点头，指导点头，厂长也点头。
每个人都在场，却没有一个人真正反对。
我平时不参加这种会议。那是工艺部门的事，我觉得专业的人应该自己负责。我已经把该参加的人都放进去了，没必要再什么都插手。有那个时间，我宁愿开着刚配的雅阁出去兜风。
后来我才知道，一间屋子里坐了很多专业的人，不等于里面真的有很多种判断。老板一开口，其他人的专业就会一点一点往后退。
那件衣服的规格就是这样越定越高，最后高到车工不愿意接。
普通一套衣服，车工的工费大概二十多块。叔叔为了让人做，把这款提到三十多块。表面看，他已经很大方了。
可规格太细，容错太低。有一个部位没做好，不仅这一件的工钱拿不到，还可能要倒赔几块钱。车工算的不是“做好一件能多赚十块”，而是“只要错一次，前面的工夫全没了，还要往里贴钱”。
更重要的是，大家心里都知道，叔叔以前设计的款从来没卖到过两三万件。新款刚开始做，速度一定慢，要重新记工序、练手感。只有后面数量足够大，前面的学习成本才能摊回来。
可这款能不能做大，没人相信。
量可能不多，规格却比谁都高；刚练熟，订单可能已经没了；做错一次，还要赔钱。
所以车工不是做不出来，是不愿意拿自己的工资陪老板证明这件衣服值不值钱。
一开始，她们只是拒绝接这个款。
事情本来不难解决。把几个带头的人叫来，重新谈规格，先试做一小批，或者把倒赔的规定去掉，都有得谈。
叔叔却觉得，车工不接他的款，就是在顶他。
他又加了一条：这款不做，其他款也不给这个车间做。整个车间就停在那里，看谁先服软。
这句话一说，事情反而简单了。
既然其他款也不发，坐着也是坐着。之前又一直高压赶货，所有人早就想休息。车间里消息传得快，带头的几个人一开口，后面的人马上跟上。第一天，大家干脆把停工当成放假，成群结队出去买东西、逛街。
我第二天开车进厂时，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其实这时事情还不算大。真正带头的也就几个人，其他人多数只是顺势跟着。晚上把人叫回来，把话讲清楚，给双方留个台阶，第二天机器照样可以响。
叔叔还是放不下面子。
他不仅不谈，第二天连公共食堂都停了，把做饭的人也放了假。工人回到厂里，发现没有饭吃。
原来只是一个款式的问题，到这里，变成了整个车间一起受罚。
叔叔想用停工逼她们开工，后来又想用没饭吃逼她们低头。可人一旦一起被罚，就更容易站到一起。那些原来只是跟着走的人，也有了真正的不满。
我到厂里以后，没有先去追究谁带头，也没有问第一天谁出去逛了街。我直接对她们说：
“明天必须上班。这个款撤掉，不做了。”
工人最反感的东西被拿走，继续停工也就没有理由。第三天，车间恢复了。
可那句话我说得并不完全准确。
这个款不是说不要就能不要的。样品早已经给熟客看过，客户也已经下了订单。原本总订单大概一千五百到两千件，叔叔却安排做了三千件左右。货已经在做，订单也在那里，真正能撤掉的不是衣服，而是叔叔定下来的那套规格。
等工人重新上班以后，我把原来的工艺方案废掉，不再让叔叔参加这款的规格会议，让版师、车间主任、指导和厂长重新定一套能正常生产的标准。工费也先从三十多块降回普通款的水平。
几个带头的人一开始还是磨磨蹭蹭。
这也怪不得她们。我前一天才说这个款不做，等她们回来以后，又把同一件衣服重新拿出来。站在我这里，我撤掉的是旧规格；站在她们那里，也可能觉得我先把人叫回来，再换一种办法让她们继续做。
我没有把这层话说得多清楚。
只是平常我对她们还算不错，叔叔也不在现场。几个带头的人最后接受了，后面的人也就没有再反弹。
罢工时，带头的人一停，其他人跟着停；复工时，带头的人一接，其他人也就跟着接了。
后来我一直觉得，自己把这件事处理得很漂亮。现在再看，也不是全对。
我确实拆掉了不合理的规格，也恢复了生产；但那些工人为什么一停下来就那么高兴，为什么大门一开就像放假一样往外跑，我那时并没有真正问过。
我只看见几个带头的人，觉得其他人是盲目跟从。可她们愿意一起停下来，本身也说明，连续赶货已经把人压得太久。那件衣服只是给了她们一个可以同时停手的理由。
我定了多人开会的规则，却没有规定谁可以反对老板；我把工艺交给专业部门，却没想到专业的人会把判断交还给权力；事情闹大以后，我又靠自己一句话撤规格、定复工、改工价。
叔叔靠老板身份做主，我靠叔叔对我的信任做主。我的判断那次更接近现实，不等于那已经是一套真正成熟的制度。
那件衣服后来还是做了下去。
叔叔却没有放弃证明自己。
熟客最初订货时，价格是正常的。一套衣服大概卖一百元左右。可原本只订了一千五百到两千件，他却做了三千件。多出来的货压在那里，他又想把自己的款冲到两三万件，于是偷偷把价格降到七八十。
我后来又去了一次门市部，正好发现了。
我对婶婶说，要么这批货不卖；要么之前熟客订的价格也一起降；要么所有货继续按原价卖。不能最早帮我们试款、按正常价格订货的熟客买得贵，后面才来的人反而买得便宜。
婶婶知道叔叔是碍于面子，也没多争。我把价格重新拉回了正常。
奇怪的是，这件衣服后来居然卖了三万多件。
叔叔高兴得不得了，前面的罢工、停食堂、改规格、改价格，好像全都没发生过。他逢我就说：
“看见没有？我设计的，三万多件。”
可这款虽然卖出去了，后遗症一直没消失。
车间知道这是老板设计的款，验收的人也记得最初那套高规格。书面标准虽然改了，实际验收还是比普通款严。衣服做出来，一点小问题就被退回去，车工返工率一直很高。
最后我只好又把工费提回三十多块。
这一次的三十多块，和叔叔最早定的三十多块已经不是一回事。最早是拿高工价包着高风险，做错还要倒赔；后来是返工真的太多，普通工价已经盖不住工人花进去的时间。
叔叔知道以后，也没再说什么。
从那以后，他每次再拿三万件跟我吹牛，我就看着他说：
“哎呀，三十块呀，三十块呀。”
别人听不懂，他听得懂。
他记得那件衣服卖了三万多件。
我记得每一件，要付三十多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