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的四十分钟
一
我来那座岛上，是为了看一次真正的落日。
说这话的时候，船正穿过一片奇怪的海。海面平静得不像话，蓝得也不像话，像有人把一整瓶蓝墨水按比例兑进水里，再仔细搅匀。舵手是个六十岁上下的干瘦男人，把舵打得漫不经心，眼睛却盯着远方某一个我看不见的地方。
船票是单程的。售票窗口的小姑娘把票递给我时，用一种尽量公事公办、实际上却带着怜悯的语气说："岛上没有回程。落日结束的时候，看您方便。"
"落日什么时候结束？"
她想了想，说："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总之它还没结束过。"
当时我以为那是一句玩笑。可我注意到她说"还没结束过"的时候，手指在柜台上轻轻敲了两下，节奏很均匀，像在给什么数拍子。
我叫陈寻，这年三十七岁。在此之前我在南京一家出版社做校对，校对的对象主要是人物传记和烹饪书。十一年以后，我对分辨别人写的东西里哪些是真话这件事失去了兴趣。再往后，周奕不见了，于是我对更多的事失去了兴趣。
周奕是在两年前的一个清晨不见的。我七点醒来，暖壶里还剩下两个人的分量，她的拖鞋整整齐齐摆在玄关，手机留在餐桌上，屏幕上还亮着一条没写完的短信。后来那条短信被我看了大约三百遍。开头是：如果有一天我也不见了，你别去找。去找的话，就找——
后面断了。断得很自然，不像没来得及，倒像写的人在那个地方停了一会儿，然后自己把笔放下了。我报了警，请了假，把她的抽屉翻到底朝上。三个月后我回到出版社。又过了半年，我在城门洞外面的旧书摊上看到一本《离岛便览》。翻到最后，夹着一页时刻表：从"潮见"港出发的渡轮，每周六下午四点一班，只去不回。目的地那一栏是空的。
第二周是个周六。我把唱机、唱片和一台修了一半的随身听搬到楼下，托付给修铺的徒弟，拎着背包去了港口。
二
岛在地图上没有名字，船上的广播叫它"潮崎"。靠岸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可太阳还挂得老高，奇怪的是，它的影子很长，位置却很稳，像一个被钉子钉在墙上的钟。
我在唯一一家旅店办了入住。老板娘一年纪不明，穿藏青色的确良衬衫，收了二十块钱，然后又把二十块钱塞回我手里。
"岛上不收钱，"她说，"钱在落日期间是无效的。"
"落日期间？"
"就是现在。"她指了指窗外那枚一动不动的太阳，"从它落到海面上为止。"
"它什么时候落到海面上？"
她又用那种公事公办的怜悯眼神看我，"您来了就知道了。"
房间在二楼，朝西，正对大海。墙上钉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旅店的规矩。我抄了一份在笔记本上：
一、请每天为院子里的猫取一个名字。 二、井里没有水。请认真听，井里有别的东西。 三、晚上十点以后请勿外出。落日有落日的时间表。 四、请勿向任何人询问自己的年龄。
最后一条下面，有人用铅笔添了一行小字，笔迹很淡，像是怕吵醒谁：
五、如果听到有人在哼一支没有唱完的歌，请不要打断。让她唱完。
晚饭前我去院子里站着。猫蹲在水泥花坛边上，橘色，很大，尾巴尖上有一小块白，像蘸了石灰。它抬头看了我一会儿，眼神里有一种经过专业训练的轻蔑。
"上校。"我说。
它眨了一下眼，算是接受了任命。
三
岛很小，沿海岸走一圈两小时四十分钟。岛上有一间邮局（没有邮筒）、一间小学（七个学生）、一间酒吧（只有一间酒吧）。酒吧门楣上挂着一块小铜牌：
"落日之前，欢迎光临。"
我推门进去时，里面的座钟指着六点十分，可外面的太阳分明还停在原处。吧台后面站着个高个子男人，五十多岁，白衬衫，络腮灰白的胡茬，肩膀宽得像一扇门。他正在用一块绒布擦一只杯子，那只杯子已经很干净了。
"第一次来。"他说。不是问句。
"是。"
"来看落日的。"
"是。"
"坐吧。"他把擦好的杯子放在我面前，倒了一点琥珀色的液体，"这里只有三种酒：威士忌、啤酒，还有一种汾酒。汾酒是给我自己喝的。"
我点了啤酒。他给我开瓶盖的动作干净得像做了一万年。酒吧里没有别人，靠墙的角落立着一台老式唱机，红灯牌，上海飞乐的产品，我在旧杂志上见过。
"那台机器，"我说，"还有唱片吗？"
"三百四十七张，"他说，"每天傍晚只能放一张。因为一天只有一个傍晚。"
这句话说得毫无破绽。后来我发现，这座岛上的人说话都有这个毛病：让你无话可说。
那天傍晚它放的是比尔·埃文斯的《月下的沃尔兹》。钢琴声像渗进沙子那样渗进了地板。船长, 当晚我得知他被人叫作"船长"，本姓没人记得——靠在吧台上，闭着眼睛，手指在大腿侧面轻轻打着拍子。数了数，每小节四十九下。
"这首曲子里，"他忽然开口，"有一首别的曲子。大多数人的耳朵，一辈子也听不见它。"
我又喝了一口啤酒。啤酒很凉，很正确。
"我叫陈寻。"我说。
"旅店会通知我的，"船长说，"每个来看落日的人，我都在这里接待。"他顿了顿，"你是第二个问我'为什么只能放一张'的。第一个是宋雁。"
"宋雁是？"
他没有回答。座钟的指针咔哒响了一格，还指着六点十一分。我忽然意识到，我进酒吧已经快四十分钟了，可那根分针，一分钟也没有走过。
四
岛上的一天四十七分钟。
这是我到岛第五天（如果"天"在这个地方还讲得通的话）弄明白的事。落日停在离海面不远的地方，颜色是一种熟透了的、永远不会烂掉的橘。从它"还差四十七分钟落到海面上"这个状态开始，岛上的时间在内部循环：人们照样吃饭、说话、变老一点点，太阳却一动不动。船长说，他上岛那年，收音机里在播九四年广岛亚运会中日之战的实况，十月十三号。他说那年他二十六岁。
"现在是几几年？"我问。
"岛外面的人知道，"他说，"岛里面的人不需要知道。"
我在旅店的井里发现了声音。
井在后院两棵樟树中间，井口的石沿被绳子磨出了槽。我探头往下看，大约十五米深的黑暗里，隐隐有一点橘色的亮，像谁在很深很深的地方点了一支烟。再仔细看，那光也不闪，只是黑得比较温暖。
至于声音：是一支曲子。有人在井底哼一支曲子，声音被井壁的石头滤过很多遍，只剩下轮廓。曲子很慢，走一段，停一停，像在找路。而且每一次, 我连续听了四个傍晚, 它都在同一个地方停下：第七小节和第八小节之间，声音悬在半空，等一会儿，然后自己散了。
我回到房间，从上校背上抓下它，把它放在膝上，问它井里是什么。上校打了个哈欠。猫对超自然现象的态度一向如此。
我还发现了抽屉。
旅店三楼走廊尽头有一间锁着的空房，锁是坏的，我用一根头发就拨开了。里面没有人，只有一张桌子和十个抽屉。抽屉里是东西：手表、单只的耳环、一副断了腿的眼镜、三枚戒指。每件东西下面压着一张纸条，写着名字和年份。
我想，这是落日留下的当铺。它不收钱，它收这个。
第六个抽屉里有一条银镯子。
镯子内侧有一道很细的划痕，是周奕戴它的时候在门把手上蹭的。我在那条镯子前面坐了大概一个"傍晚"，后来把它放回原处，纸条朝下，扣好抽屉。有些东西放在抽屉里时还是自己的，拿出来就说不定了。
从那天起，我开始在傍晚去酒吧坐着。不为别的，那里听得见井的方向。
五
岛的晚饭是旅店做的。我用一口铝锅给自己煮面，用的是井水, 井里确实没有水，但在井绳第七圈的地方挂着一只铁桶，桶里有半桶干净得发甜的水，每天早晨都是半桶，没人来添，也从来不会见底。我就是在那锅面的蒸汽里，第一次见到小夏的。
她从酒吧门口的石阶下面走过来，穿白衬衫，头发在耳后别着。她在我旁边的吧台凳上坐下，要了一杯牛奶，从口袋里摸出一只橘，不剥，只用拇指沿着一面慢慢按，按到那面软下去、凹下去，皮却不破。她收走那只橘，走了。
从头到尾没跟我说一个字。
第二天她也来。第三天也来。坐同一个位置，要一杯牛奶，按一只橘子。第四天她终于开口。
"你新来的。"
"第八天了。"
"嗯。"她喝完牛奶，把空杯在杯垫上转了半圈，摆正，走了。杯子转半圈的时候，我注意到吧台上所有牛奶杯的把手，都朝着同一个方向。
我这才发现，这座酒吧里别人坐哪里、什么时候走，她都不管；只有一样东西她管：杯子。
第五天傍晚，船长放唱片放了一半，她忽然侧过头，像在听什么远处的东西。唱片停了，她也站起来了。
"你听到过井里的声音？"我说。
她没有回答"是"还是"不是"，只是说："你的话是从很远的地方搬来的。你自己没住进去过。"
说完她就走了。门在她背后合上，石阶上的夕阳把凳子、酒瓶、上校都拉出了长长的影子。
只有她的地方是白的。
六
后来我每天都去酒吧。她有时在，有时不在。在的时候也不怎么说话，就坐在那里喝牛奶，按她的橘子。橘皮她不吃，也不扔，一片一片剥下来，压平，收进窗台上一只洗完的罐头瓶。瓶子一天天鼓起来。
我开始跟她讲周奕。讲那条断掉的短信，讲空掉的拖鞋，讲《离岛便览》里那页时刻表。我讲得很平，像在校对自己的传记。她听完，没有露出那种廉价的同情,岛上的人好像都不会那个表情, 只是用手指在杯壁上慢慢画圈。画完了，说一句不相干的话："面多煮两分钟，你的面煮得太硬。"
我就回去把面多煮了两分钟。第二天她吃了，什么也没说。有些话就是这样，说一次就够了。
第七天夜里十点，座钟响之前，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忽然回头，哼了几句。很轻，没有词，也没有调得很准。
我手里正剥一颗岛上产的蜜橘，皮剥到一半，停了。
第七小节和第八小节之间,井底的声音断掉的地方. 她的哼唱没有断。她从那里接上，往我从未听过的地方去。可是她也没唱完，唱到第九小节就停住，像半路想起锅里的火，推门进了十点钟的黑暗里。
吧台上，船长不知什么时候又开始擦那只杯子了。
"你听见了。"他说。
"那是井里的歌。"
"那是宋雁的歌。"船长说。
七
座钟指着十点，外面落日还挂在那里。规则说十点以后请勿外出，但没说十点以后不能讲故事。船长给自己倒了那种不卖人的汾酒，给我续了啤酒。
"九四年秋天，十月里，"他说，"有艘从这岛去省城的货船，沉在港口外四海里。船上有十一个人，捞上来九个。还有一个是宋雁。还有一个从来不需要捞——他下了船，往岛上走，他本来就是往岛上回来的。"船长喝了一口汾酒，"宋雁是弹钢琴的，省歌舞团的，三十二岁，给几张唱片做过伴奏，都不出名。那年夏天他在岛上住了半年，每天傍晚到这间屋子里来，说他在写一首曲子。"
"写给落日？"
"写给一个他答应过的人。"船长说，"他写完前，不许落日落地。"
我忽然明白了，后背一层薄薄的凉。
"曲子写完的那天傍晚，他拿团里借他的那台索尼TC-D5，把它录了下来。A面，一次弹完。弹完他说：'B面明天录，结尾我还不太满意，再睡一夜。'"船长把杯子转了半圈，"当天夜里他就上了那条货船。船沉了。A面在我这儿。"
他站起来，从唱机背后取下一个铁盒，里面是一盘TDK卡带，标签上只认得出两个圆珠笔的字：落日。
"三十年来，每天傍晚我放A面。放到第七小节和第八小节中间，曲子自己停，带子还在转。"他把铁盒放回原处，"结尾本来就没有录上。B面是空的。"
"那太阳为什么不落？"
船长看了我一眼。"它是等曲子吗？"他说，"没人知道。是宋雁那么以为的。宋雁那么以为的，我就替他信了三十年。"
他说完就去洗杯子了。这话没法接。我在吧台上坐了很久，想到小夏，想到她哼到第九小节就停住的地方，想到窗台上那只一天天鼓起来的罐头瓶。想不通的事，在这座岛上是有重量的，得用别的东西压住。
八
那天夜里我没有睡着。我坐在朝西的窗前，看那枚钉在天上三十年的落日。它不动，漂亮得像一张标本。猫不回答的时候，往往已经回答过了。
我想了很多周奕的事。想她笑，想她怕冷，想她每次出门都要在玄关站三秒钟检查一下天空，好像天空会少一块。想那条短信。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她想让我找的是什么。两百多遍看下来，我甚至开始怀疑那个断口——也许根本没有后半句，也许她写到那儿，自己先笑了，觉得这句话太傻，就去了厨房。我试图把那条短信原样打回手机里发给她的号码。第一句是对的，到"就找"两个字，光标停住，后面每次浮现出来的都不是原来那行。有些东西看三百遍，就看脏了。
早上,如果那是早上, 我下楼去酒吧。小夏已经坐在她的位置上了。这在以往没有过。她把牛奶喝完，把杯子转了半圈摆正，对船长说：
"今天放那张。"
船长擦杯子的手停了半秒。然后他放下绒布，从唱机后面取下铁盒，把那盘三十年的卡带放进旁边的马兰士卡座。他按下播放键的时候，我看见他颈侧的皮肤下面，有什么东西在跳，跳得很快。
钢琴响了。
那是一种很旧的声音，磁带的底噪像细沙铺在下面。琴声简单得近乎笨拙，和弦走得很诚实，旋律像一个人绕了远路回家。第一小节到第七小节。我屏住呼吸。第七小节过去了。
第八小节来了。
小夏开口。没有词，是"a"，一个很低的"a"，从井底的方向上来, 和井底的声音严丝合缝，像一把钥匙。她不看我们任何人。她看着吧台尽头一块空白的墙。第九小节，第十小节。她的声音不稳，有几个地方差点掉下来，又自己捡起来。第十一小节。
第十二小节是结尾。结尾不是一个和弦，是一个停顿。她唱到结尾前面的最后一个音，停了下来，留了一拍空隙，像开门前先敲一下。然后那个音掉了下去，很轻，像有人把一只杯子放回碟子。
带子转完了。座钟的咔哒声响了。
我抬头。太阳往下沉了。
它下沉的方式，我这辈子只在渡轮的甲板上见过一次。原来它不是往下掉，是像一个人终于被允许坐下。它落下去，海面上烧起一种无法命名的紫。
"啊，"船长说，"原来是这样。"
他的语气就像一个终于想起一句到嘴边的话的人。
小夏站在我旁边。她的影子正在石头地上一寸一寸地显出来，很淡，像旧照片。我张了张嘴，想问周奕的短信，想问她是谁、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船长在旁边轻轻按住了我的手腕。
"别问，"他说，"她要是想让你知道，她早说了。"
落日沉到海平线一半的时候，整座岛都在响。那是很多很细的、同时松开的声音，像一百只手同时从攥紧的拳头上放开。我听见三楼走廊尽头那只抽屉的锁舌"啪"地自己弹开又合上。
太阳落到只剩一条边。海面上所有的橘红收拢成一线，金，然后灭。一颗星星出来了。
船长坐在他第一次接待我时坐的位置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面前放着那只擦了很多年的杯子。卡座还在空转，嘶嘶地响。他听了它很久，然后伸手，按下了停止键。
"宋雁，"他说，"明天见。"
他抬起头，看见我在看他，就对我点了点头，露出一种很不好意思的表情。"三十年，"他说，"三十年的酒，都还没喝完。"他走进里间，开了一瓶那种汾酒，倒了两只杯子，一只放在对面的桌上，然后坐下，也听。
小夏在门口等我。她的影子在最后一缕光里已经很清楚了，她的脸已经很淡了。
"你要走了？"我问。
"嗯。"
"去哪儿？"
她想了想。这个问题她显然提前想过，而且不允许自己想太久。
"把没还的还了。"她说。然后她说了一句话，声音低得像井水："窗台上那瓶橘皮，替我带走。晒干了煮面，香。"
"什么？"
可是她已经不在了。门槛外边的石阶上没有人。只有她的影子最后薄了一下，像一张纸被风吹起来，朝东边, 陆地的那一边——去了。
上校从我脚边走出去，朝那台唱机叫了一声，声音沙哑，像干了三十年的工作结束了。
九
后来的事很快，也不很快。
落日结束后，岛上的钟全都重新走起来。第二天早上, 真正的、有早上的早上——渡轮进港。我在旅店退那十二块钱，老板娘把它塞回我手里，第二次；她说，落日期间已经结束了。我背着背包上船，舵手还是那个舵手。他看我一眼。
"看完了？"
"看完了。"
"看完了就好，"他说，"大多数人一辈子也看不了几次。"
我坐在船尾，岛在身后慢慢缩小，怀里抱着一只罐头瓶，里面是晒得半干的橘皮。舵手说："潮崎不是岛的名字，先生。潮崎是这片海域的名字。"
"那岛叫什么？"
"岛没有名字，"他说，"岛只有所在。"
回到陆地上以后，我给出版社打电话辞了职，从修铺徒弟那儿把唱机和随身听取了回来，把周奕的拖鞋从玄关拿起来，放进鞋柜。不是收起，是放进,这两件事不一样。鞋柜里有空位，像给它留的。
我没有去找周奕。她短信里写了，别去找。至于那支让我找的曲子，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是哪一支，或者说，我弄明白了一部分，但那部分我不敢碰。有些东西一旦说出口，就得由别人来保管，而我不愿意再欠别人的了。
三个月后的一个傍晚，我在阳台上修一条自行车链条，往锈掉的链节上滴机油，一颗一颗地滴。楼下是下班时间的街，车，人，报刊亭，一切照常。
有人在哼一支曲子。
没有词，调子起得很慢，像绕远路回家。我蹲在链条中间听：第一小节，到第七小节，第八小节——是"a"，一个很低的"a"。我的手停住了。
可是那个"a"走到第九小节，停住了。等了一会儿。没有往下走，散了。就像一个人走到半路，摸了摸口袋，发现要办的忘在别处了。
楼下有脚步声朝楼梯过来。我的心跳得很规整，一下，一下，像谁在数拍子。
脚步声在隔壁门前停下。钥匙响。是对门的住户回来了。
我没有下楼。我把链条上的机油擦干净，工具一件一件收进铁盒，盖好。上校不知什么时候跟到了这里，正趴在阳台栏杆上，尾巴尖那一块白，像蘸了石灰。
第二天，太阳照常落下，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第三天也是。这座城的落日准时得像班车时刻表。
晚上我煮了半锅面，往里放了两片晒干的橘皮。一个人的量，我全吃了，连汤喝干净。从那天起，我每天做两个人的量，吃两个人的量。不是等谁，是胃先习惯了。
上校趴在窗台上，看着太阳落下去。
猫对落日的态度一向如此：看着它落。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