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儒辩经”有这样一种论调：
“思想开放自由是创新的前提和条件。”
创新最早的0-1，早期人类的工具发明，是生存与适应环境等直接需求的产物。
早期人类将自然界中的石块、树木等加以改造，用来弥补和延伸自身牙齿、爪子等身体功能的不足。
为了剥离兽皮、切割肉类、敲开坚果或骨骼以获取高热量的骨髓，人类产生了对锐利切割工具的刚性需求，从而推动了从简单砸击到复杂剥片技术的演变。
面对寒冷、猛兽威胁等生存压力，诸如用火、制作木器、骨器以及后来满足储水、烹煮食物的新需求的陶器，都是为了解决具体的生存需求。
早期人类的工具制作是为了长期应对生存挑战。
阿波罗计划的创新也不是“思想自由”的产物，而是一场由冷战政治驱动、高强度的国家动员与国家资本主义式的系统工程。
NASA的预算在当时一度占到美国联邦总预算的4.4%以上。
阿波罗计划动员了超过40万名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工人，并联合了2万家企业和200多所大学。这种规模的协作完全依赖于强有力的中央协调和行政指令。
这明明就是“国家总动员”！
在阿波罗计划的工程实施阶段，工程师的个体“思想自由”必须服从于严苛的时刻表、预算红线和安全性指标。任何天马行空的想法如果无法通过风险评估，都会被迅速否决。
科学家的奇思妙想，如果没有市场或国家安全需求，最终也是无疾而终。
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需要高昂的资金、时间和人力成本。如果没有市场需求或国家安全需求带来回报，就无法形成“研发-变现-再研发” 的良性循环。
很多奇思妙想在技术上极其精妙，却因为“不存在的需求”或“成本过高的非刚需”，而无疾而终。
创新与“思想自由”无关，创新的动力是现实的需要，创新的条件是当时的经济、工业水平、市场需求和国家意志。
